【当代比较文学】安东尼·爱德华兹 l 阿斯克拉的形态
作者简介：
安东尼·爱德华兹(Anthony T. Edwards)，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文学系荣誉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荷马史诗、古希腊喜剧和古典修辞学。著作有《〈奥德赛〉中的阿基琉斯：荷马史诗中的英雄观》(Achilles in the Odyssey: Ideologies of heroism in the Homeric Epic, 1985)、《赫西俄德的阿斯克拉》(Hesiod’s Ascra, 2004)等。
译者简介：
邢北辰，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北京语言大学， 邮编100083）
内容摘要：阿斯克拉的社会模式远比赫西俄德《劳作与时日》中所展现的更加复杂，它并非一个依附于城邦的农民村落，而是本身就独立且自给自足，同时其内部也较为平等，没有严格的等级秩序。但是，由于阿斯克拉本身地缘条件的优势，其自治状态受到了忒斯庇亚城邦的侵犯，外来精英的权威和影响力也逐渐扩散到阿斯克拉，并最终使阿斯克拉被强大的城邦征服。在赫西俄德生活的时代，诗人试图消除城邦的影响，恢复村庄的完整与独立，他的敏感态度表现出的是本土秩序与外部精英间的长期对抗。
关键词：赫西俄德 《劳作与时日》 阿斯克拉
本文为《赫西俄德的阿斯克拉》（Hesiod’s Ascra）一书第五章，参Anthony T. Edwards, Hesiod’s Ascr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因本文引用文献数量较多，参考文献置于文末，采用文内注或页下注，列出著者、年份和页码。
—— 译 注
赫西俄德，古希腊诗人
代表作《劳作与时日》《神谱》
一、阿斯克拉的归类
唐兰（Donlan 1982, 1989, 1998）认为，荷马式政体是一种低等级酋邦（chiefdom）。荷马史诗中，部族领袖（chieftain）强行命令其追随者的权能十分有限，同时，领袖的权威主要出于领袖本人的慷慨盛情。在一个普遍互惠【1】（generalized reciprocity）的系统中，领袖施恩于追随者，包括当其地位最高时的其他领袖。因此，巴西琉斯（Basileus）在其战友（hetairoi/ἑταῖροι）之中扮演着再分配（redistributive）的角色【2】。然而，唐兰的研究也说明荷马式酋邦有其固有的不稳定性，酋邦的等级制度持续处于危险之中，随时可能碎裂为平衡互惠（balanced reciprocity）【3】的政体。荷马式社会中有着奢侈品贸易、新兴的贵族诸王或部族领袖，有突击军队和业已成型的互惠系统，这种互惠系统超越地理界限，团结了精英阶层，也将部族领袖及其追随者约束于个体社群之内。虽然已有学者提出新的年代观，但依照唐兰的研究，这一普遍互惠系统可被追溯至黑暗时代的最终阶段，即大约前900-800年以及略晚的时代。但是，将这一系统视为黑暗时代的主要社会形式，并不等于认为它构成了该时期希腊社会组织的唯一模式。若我的观点成立，即赫西俄德在《劳作与时日》中展现了比荷马社会更简单的社会组织模式，那么，新兴的部族领袖使这一社会模式的开端变得复杂了，基于这种复杂性，我们必须重新探究《劳作与时日》中的社会模式。
吴雅凌，《劳作与时日笺释》
华夏出版社，2015
我对《劳作与时日》的研究主要是要反驳这样一种观点：阿斯克拉的形态是农民村落（peasant village）。当然，我的研究也会积极探索赫西俄德的阿斯克拉究竟是什么样子。描绘阿斯克拉的图景将有助于我们更细致地描绘古希腊社会。赫西俄德的时代被视作一个过渡阶段，因为正是前8世纪希腊的发展，使希腊世界在古风时期（Archaic period）迅速变得生气勃勃。约翰逊（Johnson）和厄尔（Earle）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起始点，我用他们的著作来分析在连续发展中变得愈发复杂的社会形态（continuum），由此即可确定赫西俄德笔下制度与实践所处的位置。约翰逊和厄尔关注的是社会进步不同阶段的状态，并称：
这些标识并不意味着所有已知文化都必须归属于某种完全分离的社会阶段或社会稳定态；相反，这些文化的位置沿着某一连续状态（continuum）发展，可以随时停下，并与它之前的位置进行比较。例如，“部落领袖”是对一种文化的简单抽象，这种文化仍在持续从“首领”（the Big Man）社群或本土社群（local group）演进而来，或是包含后两者的要素。同时，“部落领袖”也是对于可能发展为国家团体的抽象。因为社会形态演进的连续状态（continuum）中有许多变量同时发生变化，所以与该连续状态上的其他变量相比，地域条件（local conditions）和历史产生的变量会在某些方面显得“更进步”，而在其他方面“不够进步”。（John and Earle 1987: 313-314）【4】
古希腊社会
阿斯克拉具有约翰逊和厄尔描述的社会形式的若干特征。但约翰逊和厄尔也承认，他们展示的不同阶段的社会模式并非真实的社会，而是抽象的、共时性（synchronic）的社会。赫西俄德描绘的村庄是个处于变革之中的社群，我们不应将其精确归类到任何单一社会模式中去。与希腊历史文化的特性一样，阿斯克拉的历史具有很多特性，它们无法与任何单一通泛的模式进行精确匹配。尽管如此，这个处于发展之中的系统还是可以帮助我们通过与其他社会对比，来确定阿斯克拉社会复杂度的概貌。这一系统框架将说明，相比前文提到的荷马式酋邦，赫西俄德的阿斯克拉是一个不那么复杂的社会。
按照约翰逊和厄尔的描述，家庭级别（family-level）的社会是最简单的社群形式，这一形式与赫西俄德的阿斯克拉有相似之处。家庭组织并提供劳动力和技术。家庭内的协作程度很低，并且大多基于自愿。合作往往基于个人关系，而不受亲族结构和社群等级制度的影响。政治身份和社会礼仪的发展程度很低。但特别的是，家庭级别社会的居民主要依靠觅食为生。他们不会紧紧依附于某一固定地点，但会按季节时序在某一模糊的范围内聚合或离散。在这种勉强维持生计的制度中，食物储存的重要性并不高。当诸多家庭聚居在一个小村庄大小的定居点时，他们之间极易因不和而分裂。很明显，阿斯克拉村有短暂的休耕季，有土地所有权的划分，居民长久在此定居，村里也储存粮食，诸多特征使得阿斯克拉区别于家庭级别的社会。
社 群
本地社群（local group）是约翰逊和厄尔所提出的发展连续体的下一阶段（John and Earle 1987: 20, 152-159, 194-201, 314-320），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人口密度由低等进入中等阶段。这一阶段的技艺还很简单。农民们耕种本地作物，粮食的储存也不可或缺。定居点是永久性的，并且毗邻资源。土地的边界也被认真划定。经济和技术仍然处于个体家庭的控制之下，而这就对生产资料提出了要求。在此时的社群中，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还不明显，因为此时个人几乎没有机会控制生产资源的获取。等级制度（hierarchy）则以居民社会地位竞争的形式出现了。此外，在社会地位的竞争中取胜，有助于个人形成合作和交换的关系网络。笼统来说，“本土社群”与阿斯克拉之间有颇多相似之处。
这一等级还可分为两种社群：无首领本地社群（acephalous local group）和更复杂的首领制本地社群（Big Man local group）。前者可能有一个社群头领，但这位头领的影响力要低于本地的家庭关系网。一些案例研究证明，这种组织模式并没有显示出强有力的亲族结构。双方以双向自愿的关系进行管理以保障生存。此时，领导权、仪式和政治尚无专人掌控。但是，虽然这一社群模式与阿斯克拉相似，二者却仍有不同之处。阿斯克拉这个特别的案例展示的是畜牧业社会的样貌，而非耕作业社会，在畜牧业社会中，人们依照季节聚合和离散。无首领本土社群确实在大体上展示了一些政治经济学要素，如世系（lineage）或宗族（clan）的分裂、首领以及凝聚社群的仪式。因此，虽然家庭仍然是最主要的社会单位，但家庭的行为反映了更大群体的需要。此外，这些群体也表现出了领土方面的敏感性。
首领制集体（Big Man collectivity）处于社会范围中更加复杂的一极，它仍处于本土社群的范畴之内。首领制集体往往诞生于对土地和资源的激烈争夺之中。首领负责从内部凝聚社群，并且组织对抗危险，投入资源使生存技术进步。领导者通过支持贸易，建立联盟，并代表本社群参加社群之间的仪式，从而成为本社群和其他社群的中间人。通过首领的代理工作，不仅家庭和超家庭（supra-familial）结构（如宗族或世系）融入了本地社群，而且该社群也融入了当地更大的相邻社群体系中。
古希腊农民
永久性村庄有如下特点：私人占有土地，人们的生存仰赖农业，并会储存食物。所有这些用以维持生计的要素都是本土社群级组织形式的特征。阿斯克拉的政治经济特征使之更具有家庭社群社会的特征。阿斯克拉几乎缺少一切首领制社群的特点，如防御能力、技术投资、风险规避，以及与其他社群结盟和贸易。显然，只有出现阿斯克拉本土的巴西琉斯，至少是作为阿斯克拉的村长，赫西俄德的村子才更符合约翰逊和厄尔的分类标准。作为一个永久农业定居点，阿斯克拉很可能是个处于初级阶段的首领制社群，它比忒斯庇亚更小，凝聚力也更弱，但是仍以一定程度的政治经济方式组织起来。若没有巴西琉斯，阿斯克拉可能更接近一种不甚复杂的本地社群形式。
更奇怪的是，阿斯克拉缺少任何超家庭的亲族结构。从与泛古希腊社会比较分析的角度而言，这不会太阻碍我们理解阿斯克拉的独特性，因为这种庞大的亲族结构在古希腊社会组织中并不那么重要。唐兰（Donlan 1985）认为部族（phulun/φῦλον）和宗族（phrētrē/Φρήτρη）的结构可被视作黑暗时代的超家庭关系模式，可视作亲族的替代品，但是这种结构在《劳作与时日》中也并不显著。【5】
阿斯克拉是个具有多种特性的社群（community）【6】，这可以与约翰逊和厄尔笔下那种有序发展的社会制度进行比对。然而，正如约翰逊和厄尔在前文中所言，在概念化的社会类别模型中，单个案例的地域条件和历史将导致其自身发展水平不均衡。【7】阿斯克拉包含着从家庭社群到首领社群这一范围内的诸多特征，但最重要的是，阿斯克拉并不具有超出这一范围的其他特征。相比荷马式巴西琉斯控制的社群，阿斯克拉的社会组织形式更为简单，同时，也不应认为它是个受外部精英群体控制的农民社群。
二、赫西俄德的阿斯克拉
总而言之，如何描述赫西俄德笔下阿斯克拉的特征呢？我认为，前8世纪末7世纪初的波俄提亚并没有像同时期希腊其他地区那样人口快速增长。而且，阿斯克拉本身也与位处低地的稳定城邦社群（consolidations of polis communities）隔离开，特别是从众多村庄中崛起的忒斯庇亚城邦。阿斯克拉所处的谷地只零星有人居住，其人口密度之低使得农民多可以采取农耕体制，同时，充足的资源也足以让人们相对安居乐业。农民们实行短休耕农业制度（short fallow plow agriculture），种植谷物（cereal），并建造葡萄园。当地农夫似乎也会种植其他作物，但是赫西俄德并未提及，这说明谷类和葡萄之外的作物都不那么重要，它们可能是花园作物而非农田作物。力畜和其他牲畜都在专用牧场上饲养，饲养时间也可能是在休耕期。力畜的饲料是稻草、谷壳等废料，农民们不会用农作物喂养动物。赫西俄德还证明，农民们能收获农副产品，如羊毛和羊奶。阿斯克拉人居住在村庄（κώμῃ/kōmē）之中，这是希腊人传统的定居模式。某种程度上，阿斯克拉这一永久居住点体现了当地人对耕地及葡萄园的改良。《劳作与时日》本身并不能证明有其他维持生计的方法——如社群中的一部分人垄断了土地和水这样的基础资源，并能限制社群的其他成员获取资源。相反，这个社群看起来非常平等，没有任何集权制或等级制度。
葡萄种植
在阿斯克拉村，声望和权威建立在单个家庭的生产力及其资源盈余的基础上，这些盈余的资源可以提供给其他物资短缺的家庭。一个家庭能有充足的盈余来帮助邻里，这不仅取决于该家庭拥有的土地质量和家庭成员的年龄分层，还取决于家庭成员是否愿意多干活，而不是只满足于最低限度的温饱。赫西俄德认为，社群内的成员应该自主参与（auto-exploitation）这种竞争（eris/ἐρίς），来提高在社群中的地位。随着与直系亲属家庭的疏远，助人的义务会减弱，家庭成员也逐渐不再渴求援助。在家庭内，家人生活在普遍互惠的共享中。在家庭外，若借贷的物资无法偿还，即使是在近亲间，相互援助的义务也会耗尽。在非亲属之间，人们对资源的分享建立在平衡互惠的基础上，这一过程中人们会容忍别人延期还债。此外，这种非亲属间的分享存在于如朋友（philoi/φιλοῖ）和战友这样的人之间。因此，彼此亲近的乡村生活使得村民之间建立起自愿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村民间的义务是相互的，其形式往往是短期租借粮食、牲畜、其他农具或服务。赫西俄德认为这种相互的义务关系是长期的，虽然他也承认事实并不总是如此。通过这样的友谊关系，个人得以建立起超越亲族的关系网，从而一定程度上规避地中海气候下短休耕农业的不确定性危险，保障自身的生存安全。
阿斯克拉村中最接近精英的是有着名望（kudos/kύδος）和美德（aretē/ἀρετῇ）的人，这些人在农业上的成功使之仓廪充裕富足，可以借给需要帮助的家庭。由于农业经济的不确定性，社群内拥有这种声望和权威的人可能每年都不同，但这一群体的存在是阿斯克拉村长期存在且富有规律的特征。农民们通过竞争来赢得这种声望和权威，这相当于约翰逊和厄尔所说的社会未真正分层时的地位竞争。这一竞争产生了这样的结果：社群内有影响力的人群地位不稳定，内斗使他们分化，若合作符合共同利益，胜出者会对社群发展进行指导，但若社群没有频繁的战事，经济上的联合程度也没有达到制度化的普遍互惠，那么任何一个有影响力的人都无法积累足够的权力，使自己在社群中出类拔萃。拥有名望和美德之人所掌握的权力来自他们各自家庭的资源，而非获取其他家庭的支持和资源——即由政治经济控制的资源。
我已在前文提到，在《劳作与时日》第342到343行、735到736行中，用餐和祭祀具有强烈的仪式性（ceremonialism），这种仪式性加强了拥有名望和美德之人的地位。在赫西俄德的描述中，宴会由个体家庭组织，他们并不会邀请全村人，只邀请与主人关系好的邻人。虽然仪式有助于提升个人的政治经济实力，并能提高主人的声望，但是这种仪式也并不覆盖整个村庄，遑论让其他社群加入了。赫西俄德的描述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的区域认同感（sense of territorial identity）很弱，而这恰好与阿斯克拉的情况相符，其等级制度和仪式制度尚处在萌芽状态。
劳作的奴隶
赫西俄德并未表明阿斯克拉人与外界有广泛接触，也未表明阿斯克拉极其需要这些接触。在贸易方面，阿斯克拉人与外界的来往并不规律，外贸往往由家庭利益驱动。以此为基础的贸易活动并不能让农民和贸易者之间建立长足关系，也不能加强双方的相互义务。《劳作与时日》中，忒斯庇亚对阿斯克拉唯一的影响体现在王公贵族们的仲裁中。然而，王公贵族们的权力也仅限于解决阿斯克拉人主动呈上的争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忒斯庇亚可以主动做出决定。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推测两地在婚姻制度、宾主之谊(xeniē/ξένιε)以及赫利孔山缪斯崇拜等方面的相互影响。赫西俄德已表明，这些相互影响都发生于个体家庭层面，而这并不属于政治经济的范围。很难想象阿斯克拉和忒斯庇亚这两个邻近的社群之间没有频繁互动，但忒斯庇亚对阿斯克拉的影响力可能仅仅来自一个比弱小落后的村庄更庞大、更富有、组织更严密的社群所拥有的声望。
贸 易
在我看来，赫西俄德笔下的阿斯克拉是个非常小的世界。这里没有等级制度，也不受城邦体系的约束，甚至不需要用富余的资源供养巴西琉斯或精英。合作可带来利益，不分享则可囤积更多家庭资源，在阿斯克拉，这两种愿望平衡共存。阿斯克拉人争夺的是社群中的地位而非土地和资源。同时，他们也不愿意为了积累自身的声望和权威，或为了降低生存风险而扩大家庭以外的普遍互惠。
三、阿斯克拉的征服
赫西俄德用荷马未曾使用过的kōmē，即“村庄”一词形容阿斯克拉，他很清楚城邦是什么样的，城邦有集市（agorē/ἀγορῇ），有城墙，有武装士兵和船只（《劳作与时日》，行240-247），赫西俄德将阿斯克拉称作村庄以区别于城邦。在《赫拉克勒斯之盾》（Shield of Heracles）行18-19中，诗人（这首诗被归于赫西俄德名下，但并不确定）描述赫拉克勒斯意欲烧掉塔菲俄斯（Taphians）和特勒波阿斯（Teleboans）的村庄【8】。参考赫拉克勒斯在特洛伊和俄卡利亚（Oechalia）的所作所为，他似乎不太可能轻易放过这些族群待过的城邦。赫西俄德似乎只将村庄的悲惨命运归咎于这些族群。《赫拉克勒斯之盾》提醒我们，作者很熟悉那些不服从城邦集权的地域，而这些地域往往以村庄为组织形式。但是，赫西俄德确实证明了存在一个隶属于中心城邦的村庄。在《赫拉克勒斯之盾》残篇43a.62中，赫西俄德描述了赫拉克勒斯对俄卡利亚及其村庄的毁灭，《赫拉克勒斯之盾》行472-473描述的是库克诺斯（Cycnus）城邦周边的居民（laos/λαός）。因此，赫西俄德显然很熟悉城邦及其周边的村庄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出现在更晚的《赫拉克勒斯之盾》中，尽管如此，赫西俄德也没有在《劳作与时日》中指出阿斯克拉与忒斯庇亚之间存在这种关系。
古希腊城邦
赫西俄德没有对城邦与村庄的区别进行阐释，这并不奇怪，事实上，二者的差异非常微妙。唐兰与托马斯（Donlan 1993: 65-67）称荷马式的城邦就是村庄，而只要我们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合理的。勒维（Lévy 1986: 118-121）和汉森（Hansen 1995: 61-63,73-75）认为，在古典时期，村庄这个词表示的区域范围很小，并且与城邦之间存在政治附庸关系。但勒维（Lévy 1986: 118）也承认，从古风时代到古典时代，随着地域联合、居地统一（synoecism）的进程向前推进，判断是否存在政治合并（incorporation），要看该地演变过程是否产生了村庄一类的政治单元（status）。无论如何，在以上的引文中，村庄一词所指的都是独立自治的定居点。
因此，对赫西俄德而言，村庄和城邦的区别可能主要是地域的大小，按照赫西俄德对村庄的界定，阿斯克拉是一个小型村落，没有城墙和集市这样的公共设施。这并不是说赫西俄德时代的kōmē没有防御墙或开放的公共场所，而是因为社群总人口的不断减少，投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变得不现实。要注意，公共设施的投入可以作为一种指标，可表明随人口密度增大而直接导致的社群一体化（integration）和社会分层。事实上，除了城墙和集市之外，赫西俄德笔下的巴西琉斯也与城邦体制密切相连。【9】
伯福德（Burford 1993: 18）在其关于土地所有权和城邦的研究中认为，迈锡尼（Mycenae）村直到希波战争之后才正式成为阿尔戈斯（Argos）领土的一部分；直到前5世纪，曼提尼亚（Mantinea）和厄里斯（Elis）的乡镇才开始联合成一个城邦。【10】此外，奥斯本（Osborne 1985, esp. 64-92）证实，即使是在雅典这样的中央城邦，领土内的村庄仍具有持久的活力和行政管理上的重要性。最后，自黑暗时代开始，“居地统一”就随着城邦体系的崛起而出现，而到了古风时期，希腊普遍的“居地统一”进程也证明独立及半独立的村庄广泛存在。
虽然占据大型定居点的行动一直在持续，贯穿了黑暗时代并延续到早期古风时期，但是在阿尔戈斯和临近波俄提亚的地区，考古学的发现都表明，村庄（village and hamlet）是前8世纪晚期到前7世纪早期的标准定居形式。【11】阿斯克拉不仅是其所在地区的主要定居点，而且在赫西俄德居住于该地的时期，它是该地山谷唯一的定居点（Snodgrass 1985: 90；Snodgrass 1990: 130-133）。事实上，斯诺德格拉斯所指的是“赫西俄德一生居住的小村庄”（Snodgrass 1990: 133），斯诺德格拉斯和宾特利夫（Bintliff and Snodgrass 1991: 91）认为，阿斯克拉的第二个聚居阶段包含“赫西俄德在早期村庄的生活，当时阿斯克拉只有一些零散的住房。”【12】在对波俄提亚的研究尚未有定论时，我们不应全盘接受这些说法，但是目前，这些观点仍然为我们很好地描述了赫西俄德时期阿斯克拉的大小和情况，呈现了这个孤立小村的图景。即使以黑暗时代的标准来看，阿斯克拉仍然人口稀少。（Bintliff and Snodgrass 1989: 287）我们可以推测，阿斯克拉体现了古希腊一段时期内的定居点（settlements）标准，这一标准首先出现于黑暗时代，随即扩散至早期古风时期——虽然此时城邦制度已经开始兴起。如果直到前5世纪还存在着独立的村庄，而那时城邦制度已经臻于完善，各邦的领土边界也已然稳固，那么在我看来，在希腊从黑暗时代过渡到古风时期的一段时间内，阿斯克拉这样的定居点并不罕见。波俄提亚地区的考古成果似乎可以支撑《劳作与时日》中的图景：赫西俄德的阿斯克拉是一个土地广阔的小村庄，它并不受当地更大定居点的直接影响。
古希腊陶画
巴克（Buck 1979: 90-92）认为，到前9世纪末，波俄提亚已经出现了一些主要的城邦，包括忒斯庇亚。但是当地仍然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独立的地区，这些地区以村庄而非以城市为中心，阿斯克拉就是其中之一。根据宾特利夫和斯诺德格拉斯的研究，阿斯克拉的遗址中有一些原几何陶（Protogeometric）和几何陶（geometric）材料，相比他们团队研究的其他遗址，在阿斯克拉遗址中发现的材料最为古老。事实上，在几何陶时代晚期到古风时代早期，该地只有阿斯克拉和忒斯庇亚被据为定居点，同时，阿斯克拉也是迄今为止该地发现的几个村庄中最大的一个，这几个村庄的所在地就是后来忒斯庇亚的领土。此外，直到前5和前4世纪，忒斯庇亚才开始与其次级定居点分离，因此阿斯克拉从一开始就不隶属于忒斯庇亚。【13】阿斯克拉近旁有两座山丘，乡民可以以此防御村庄。同时，阿斯克拉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早期定居点，最近的城邦也离之甚远，此外它还有一个土地肥沃的山谷。基于这些地域特征，阿斯克拉乡民的利益一旦受到威胁，他们就会充满共同体意识，努力保护本地传统。
但是，阿斯克拉村的诸多优点，以及所在地区本身的富饶，也让其成为城邦领土扩张的目标。阿斯克拉富有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战略价值。这个村庄的位置使之能够控制赫利孔山潜在的侵略扩张路线，这一路线位于忒斯庇亚和哈利亚托斯（Haliartos）之间，并向西北延伸至科洛尼亚（Coronea）、勒贝代亚（Lebedaea）和奥克美诺斯（Orchomenos）。此外，斯诺德格拉斯认为，忒斯庇亚和哈利亚托斯的领土之间有一条边界，阿斯克拉可能占据了这条边界的东部。【14】阿斯克拉人视为自己土地和家园的定居点，在忒斯庇亚人看来更像是一个军事战略要地，这一位置对忒斯庇亚城防安全非常重要。但是对阿斯克拉人来说，合并入城邦领土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城邦的“王政”带来了更严苛而稳固的等级制度，也带来了财富，以及土地分配方面更严重的不平等，甚至在获取生活必需品方面也不平等。这将是一个更具强制力的政治机构，与原本的阿斯克拉相比，并入忒斯庇亚将使得政治权利分配极不均衡。在波俄提亚，对于被周边城邦吞并的村庄和城市居民来说，已经出现这么一种既定模式：他们处于类似边民（perioeci/περίοικος）的从属地位，即使是那些占统治地位的城邦中更下层的居民可以享受到的社会平等，这些人也无法享受。【15】正如约翰逊和厄尔所观察到的那样（1987，202），相比家庭级别的社群，本土社群所能提供的优势更大，但是，“‘效率’的提高并不一定能保持或改善个人的生活质量，无法像理论上的‘经济行为’（economizing behavior）那样为个人带来更多利益。恰恰相反，本地社群和社群间集团（intergroup collectivity）【16】本身具有更强的竞争性，也能更有效地实施管制和暴力，而这必然会使个体的生活更加紧张。”阿斯克拉人很可能已经作出如下判断：投身忒斯庇亚的政治经济不断膨胀的气泡之中，要付出的代价高于其价值。
但我们很清楚，阿斯克拉某种程度上已经融入了了忒斯庇亚地区。普鲁塔克和亚里士多德对《劳作与时日》行631的注释都表明，赫西俄德死后，忒斯庇亚占领了阿斯克拉并驱散了本地居民：
普鲁塔克称，因为在那时（καὶ τότε）忒斯庇亚人杀死了本地居民，阿斯克拉村无人居住，而奥克美诺斯城（Orchomenos）收留了阿斯克拉的幸存者。因此，神吩咐奥克美诺斯人将赫西俄德的遗骸葬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奥克美诺斯政制》（Constitution of Orchomenos）中所描述的那样。【17】
征 战
如果这段叙述属实，我们就看到了忒斯庇亚最终对阿斯克拉发动的攻击。此次攻击发生于赫西俄德死后，但早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斯诺德格拉斯认为，城邦只有在极特别的情况下才会毁灭自己的村庄，例如村庄发生了叛乱。斯诺德格拉斯推测，在前386到前364年间，阿斯克拉可能试图从忒斯庇亚那里获取自治权，也许在这一时期，忒拜（Theban）准备摧毁忒斯庇亚，直到约前373年彻底将忒斯庇亚摧毁。但是，巴克提出了一个时间更早的设想，即在前700到前650年间，阿斯克拉选择站在奥克美诺斯一方，反抗离自己更近、实力也更强的邻居忒斯庇亚和忒拜（Bintliff 1994，图25）。巴克认为，奥克美诺斯正在与忒拜争夺霸权，而阿斯克拉选择支持更遥远的奥克美诺斯，而非它的近邻。正如巴克所言：“较远的奥克美诺斯支持小城镇反抗忒斯庇亚和忒拜，而这使得小城镇能一定程度上保持机动却不稳固的自由。”（巴克 1979: 98）【18】根据这两种假设，当阿斯克拉的赌注落空，获胜的忒斯庇亚就驱散阿斯克拉的居民并重新进行殖民。斯诺德格拉斯否定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城邦不可能摧毁自己的村庄，实际上在更早的时间段里，阿斯克拉就已经被纳入忒斯庇亚的领土了。我认为现在很清楚的是，赫西俄德并不支持这种情形。
如果在前7世纪早期，阿斯克拉还没有被忒斯庇亚吞并，那么斯诺德格拉斯对巴克的反对就无效了。在向东扩张的奥克美诺斯与向西扩张的忒斯庇亚、忒拜之间的冲突中，阿斯克拉控制了赫利孔山上东西向的路线，并且能够对科派斯湖（Copais）沿岸的东西向路线一览无余，这种优势使得阿斯克拉极具战略意义（Gauvin and Morin 1992: 7-8; Kallet-Marx 1989: 304）。当然，如果阿斯克拉站在忒斯庇亚敌人的一边，忒斯庇亚将更愿意由自己的人民占据这个地方，只有自己人才是真正靠得住的。但是，在这种地区势力对抗的大背景之外，占领阿斯克拉对忒斯庇亚人来说也回报丰厚，一方面是因为阿斯克拉位于边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阿斯克拉的繁荣。尽管在赫西俄德的有生之年，土地短缺问题似乎并不足以促使忒斯庇亚侵占阿斯克拉，但事实表明，在赫西俄德死后，阿斯克拉不仅被征服，其居民也遭到驱散，这说明阿斯克拉的农地本身也为其他势力所垂涎。即使爆发了某次争端使得忒斯庇亚有了侵略的口实，更多的考虑如战略价值、土地、边境线争端、联盟冲突等，都会加快忒斯庇亚的侵略铁蹄。
战争与流散
另一个观点是在早期，邻近的城市毁灭了阿斯克拉并驱散其居民，随后让新的居民居住于该地。在附近的西博塔村（Hippotae）有一个有趣的对照。福西（Fossey 1990: 207.）对普鲁塔克的《道德论集》（Moralia）行775a评论道，西博塔村就被南北方向的城邦科隆尼亚（Coroneia）和提斯柏（Thisbe）摧毁了，这两个城邦将西博塔村的土地一分为二。福西指出，两个城邦垂涎西博塔村优质的农田和牧场。斯诺德格拉斯认为，西博塔村的位置标示了忒斯庇亚、科隆尼亚和提斯柏的边界。
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普鲁塔克回忆的就是忒斯庇亚对阿斯克拉的征服，也很难确定忒斯庇亚通过暴力手段将阿斯克拉纳入领土。虽然这种构想只是一种猜测，但我认为它有可能是真实的。这一构想描绘了一种历史图景，其中，自治的阿斯克拉与忒斯庇亚之间的冲突不断增长，小村庄最终被更强大的邻邦征服。也就是说，阿斯克拉和其他诸多村庄一样，最终屈服于希腊几个世纪的居地统一（synoecism）进程。无论如何，在赫西俄德生活的时期，并无证据表明阿斯克拉已经并入了忒斯庇亚的领土，这说明当时的阿斯克拉是个自治社群。因此，《劳作与时日》很可能见证了一段历史进程的开端，在不久的未来，这段历史进程以忒斯庇亚毁灭和吞并了阿斯克拉告终。
四、阿斯克拉与希腊历史
我们有必要从古希腊史的角度重新评估《劳作与时日》中共同体的地位。当我们将赫西俄德的阿斯克拉置于从荷马时代到梭伦时代的连续社会演进状态之中时，就会发现一种远比《劳作与时日》所展现的复杂得多的社会图景。我们不应用“农民社会”（peasantry）这一明晰的模式描述阿斯克拉，也不该隐晦地用梭伦时代的雅典模式来解释阿斯克拉。重要的是，农村与城市的冲突远非《劳作与时日》中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的核心，相反，这一冲突只是村庄内部纠纷所导致的。正如我将在下一章讨论的问题，这种对冲突的处理方式仅仅出于《劳作与时日》的修辞目的，诗人试图尽可能地消除城市的影响，以此来恢复村庄的完整和独立，使之成为一个自足的宇宙。
“约束强力”（forces of constraint）是一种地方贵族精英对农民社会施加的强制力，马加尼亚（Magagna）在关于“约束强力”的讨论结尾如是总结道：
古希腊公民大会
我认为，阿斯克拉与忒斯庇亚之间还不存在这种“居民组织和跨区域政权的接合”，最多只是“接合”进程的开始。阿斯克拉人可能成功应对了外来挑战，从而免遭外部贵族精英团体的全面统治，也可能是因为那时尚未有外部精英团体试图强力地统治他们。阿斯克拉尚未被完全控制，尚未被并入忒斯庇亚的乡村，这些乡村的农业资源已经为外界力量所征服。但从《劳作与时日》可以看出，一系列的利益可能会驱使阿斯克拉进入这一关系之中。
在《劳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的观念中的自己与当地的等级制度紧密相连。他致力于对抗外来精英的入侵，保护个人权力和影响力——尤其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而佩尔塞斯则是个不自立的农夫，他试图绕开本地的等级制度以对他的兄弟施加影响，因为赫西俄德越来越不愿意帮助他。《劳作与时日》中的巴西琉斯代表着外部精英阶层，他们在阿斯克拉并没有正式的、直接的权威，但他们随时准备建立这种权威——通过成为合法的仲裁者，在当地纠纷中提供庇护。这可能标志着，忒斯庇亚的巴西琉斯们正开始将其影响力扩展到阿斯克拉村。可以看出，赫西俄德笔下的阿斯克拉社群，正在朝着“普遍互惠”的制度发展，这是一种居民更加相互依赖，也更为等级森严的制度。也就是说，阿斯克拉的社会制度正日趋复杂化。佩尔塞斯、巴西琉斯与赫西俄德形成一种利益三角关系，这种关系标志着相对稳定的现状——本土等级制度与外部精英阶层之间的长期对抗。
城 邦
《劳作与时日》记录了赫西俄德对忒斯庇亚侵犯阿斯克拉自治权的激烈反应。佩尔塞斯以向王公贵族申诉来威胁自己的兄长，这一事件反映了一类心态的早期形式，这一形式的凝结即将使之成为人们正式的期望和诉求，而这表现的正是当时农民的心理。赫西俄德提倡地域性，提倡村庄的自我界限。而佩尔塞斯试图诉诸王权，这一诉求尚在初级阶段，尚未成为阿斯克拉乡民正式且普遍的期望。但从另一方面看，在社群资源分配的过程中，佩尔塞斯期望补充“分享”的义务，如果赫西俄德希望自己所处的社群不受外来干涉，并在内部实施更长久的权力机制，那么村民内部必然需要更普遍的互惠关系。事实上，佩尔塞斯和赫西俄德在协商谈判，他们在探讨如何确定维持生计的经济与用于政治的经济之间的界限，以及当家庭关系改变到何等地步时，普遍互惠和平衡互惠间的界限会被打破。两兄弟的诉求将使得阿斯克拉村成为一个更加等级分明且一体化的社群。从《劳作与时日》中，我们可以看到独特的、处于萌芽阶段的农民式感觉力（sensibility），这种敏锐的感觉力关乎村庄边界的完整性，以及那些从内部联结着村民们的社群责任。忒斯庇亚的王公贵族们正向阿斯克拉村施加着压力，而农民的感觉力恰恰是对这一压力的直接回应。
The Shape of Hesiod’s Ascra
Anthony T. Edwards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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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遍互惠即无契约的互惠。——译注
【2】唐兰和托马斯认为，荷马政体中的再分配经济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此无法支持首领权威。（Donlan 1993: 65– 66）然而，首领的世系家族还是掌控了获得权力的途径，他们有权分配土地，并且有限地参与了生活资料再分配。（Donlan 1997: 657-663）
【3】平衡互惠即有时间限制和价值契约的互惠。——译注
【4】莫里斯（Morris）曾提出一种国家级别社会分类模式的“光谱”，主要关注的是古希腊城邦。（Morris 1997: 98 -100）
【5】布尔里奥（Bourriot 1976）和鲁塞尔（Roussel 1976）进行了权威性的讨论。惠特利（Whitley 1991: 352, 361–365）和唐兰（Donlan 1989: 23-24）讨论了理解黑暗时代和古风时代的这一问题。也参考莫里斯（Morris 1987: 87-93）和萨拉里斯（Sallares 1991: 160-192）的假说。
【6】关于group与community：本书中，group一词主要指抽象概念上的社会群体，如约翰逊和厄尔提出社会群体的阶段发展，从一开始的个体家庭群体逐渐发展为有领袖人物的群体；community多指具体的社群，例如，阿斯克拉通常被认为是个农民社群（peasant community）。——译注
【7】 在厄尔最近的新作《领袖如何掌权》（1997）中，厄尔似乎对追踪研究这种不连续性更有兴趣。我认为应该在使用约翰逊和厄尔所建构的框架时，保持一些灵活性。但是，厄普汉姆（Upham 1990: 1-17）认为经济和社会完全“脱节”（decoupling），我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8】扬科（Janko 1982: 127–29, 195, 200） 认为，《赫拉克勒斯之盾》与《神谱》、《劳作与时日》属于同一个传统，但要是稍晚一些，约在前600年左右成文。《赫拉克勒斯之盾》是最早出现kōmē一词的文献之一。κῶμαι/kōmai，复数的村庄（kōmē）。——译注
【9】凡·厄芬特里（Van Effenterre 1990: 489-491) 指出，基础设施和等级制度之间存在着联系，他认为基础设施是区别kōmē和城邦的标准。
【10】对于厄里斯而言，早期的村庄并没有放弃自治权和本土身份，并未被中心城市降服。参见奥斯本（Osborne 1987: 124-127）。
【11】参见宾特利夫（Bintliff 1982: 106-107）；宾特利夫与斯诺德格拉斯（Bintliff and Snodgrass 1985: 137-139）; 斯诺德格拉斯（Snodgrass 1990: 124 -127）; 詹姆逊，鲁内斯和凡·安德尔（Jameson, Runnels, and van Andel 1994: 243 -259）; 鲁内斯和冯·安德尔（Runnels, and van Andel 1987: 101-109）。参见古德斯特林（Coldstream 1977: 303–13）;斯诺德格拉斯（Snodgrass 1980: 29-34）; 唐兰和托马斯（Donlan 1993）提到了青铜时代和黑暗时代。惠特利（Whitley: 1991）考察了从黑暗时代到古风时代各种社会的组织模式和聚落模式。尽管汉森（Hansen 1995b: 52-61）反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城邦是从kōmē的居地统一运动中诞生的，但他收集的证据无疑表明，在城邦成为一个集权的“联合城市”之前，kōmē是一种重要的定居形式。尤其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5.1、1.10.2和3.94.4、希拉克赛（Scylax）Periplus 28.32和普鲁塔克《道德论丛》295B，此段引自汉森（Hansen 1995: 52-53, 63-64）。
【12】然而，斯诺德格拉斯认为（Snodgrass 1985: 90），阿斯克拉是“赫西俄德在其中生活或至少经常光顾的一个大村庄。”宾特利夫和斯诺德格拉斯没有具体说明阿斯克拉在前8世纪末到7世纪初的规模。宾特利夫指出，阿斯克拉村和附近的哈利亚托斯（Haliartos）城邦在古典时代鼎盛期，面积都达到了20到25公顷，而在同时，忒斯庇亚则达到了125公顷。（Bintliff 1989: 17）在没有具体时间参照的情况下，宾特利夫和斯诺德格拉斯将阿斯克拉描述为一块15公顷的土地，（Bintliff and Snodgrass 1991: 88）哈利亚托斯和忒斯庇亚最大分别是30公顷和120公顷。（Snodgrass 1991: 91）斯诺德格拉斯甚至认为，阿斯克拉的大小超过了哈利亚托斯。（Snodgrass 1985: 94）我认为这描述的都不是黑暗时代的阿斯克拉，尽管阿斯克拉和忒斯庇亚在面积大小上的差异很有启发性。在最新的研究中，宾特利夫认为古典时期的阿斯克拉比哈利亚托斯小，但仍然大到足以超过“村庄”的范畴。（Bintliff 1997b: 234-236, 243-245）在我们关注的时期内，与阿斯克拉的定居点相比，忒斯庇亚的遗址为四个不同的定居点所占据。（Snodgrass 1987-89: 56-57，Bintliff and Snodgrass 1989: 287）
【13】泡赛尼阿斯（Pausanias）在《希腊志》中提到阿斯克拉建立的神话（《希腊志》：9.29.1），但是其中并没有提到忒斯庇亚。关于忒斯庇亚与阿斯克拉的早期聚居时期，参见宾特利夫和斯诺德格拉斯（Bintliff and Snodgrass 1985: 139-140；1989: 287；Snodgrass, 1990: 130-132；Snodgrass 1985: 90, 94）。在阿斯克拉，原始几何陶时代的定居活动是一次重新占领，这一活动从早期青铜时代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中期，参见斯诺德格拉斯（Snodgrass 1990: 133-135）。关于该地区的发展模式，见斯诺德格拉斯（Snodgrass 1987-89: 56-58）。有观点认为，阿斯克拉是忒斯庇亚建立的“二级”（second order）或“卫星式”领土。（Snodgrass 1987-89: 62-63；Bintliff and Snodgrass 1989: 286）但是，鉴于两个定居点都历史悠久，这一观点似乎并不成立。
【14】 关于皮尔加基山（Hill Pyrgaki），见福西（Fossey 1988: 142-144）；斯诺德格拉斯 （Snodgrass 1985: 91-93；Gauvin and Morin 1992: 7）。然而在宾特利夫的论述中，关于靠近阿斯克拉的山上定居点（Bintliff 1996: 196）参见图2，VM4。卡尔莱特-马克思（Kallet-Marx）讨论了阿斯克拉的战略位置（Kallet-Marx 1989: 301-304; 1985: 138-165, esp. 149 and 163-165）。根据斯诺德格拉斯的说法，阿斯克拉在古代和古典时期修筑了防卫工事。（Snodgrass 1990: 133）卡尔莱特-马克思和普利切特都关注赫西俄德时代之后发生的重大事件，只要该地区有邻近的城市，阿斯克拉就具有战略价值。斯诺德格拉斯讨论了阿斯克拉在哈利亚托斯和忒斯庇亚之间的缺口位置（Snodgrass 1990: 129）。伯福德（Burford 1993: 159-160）和汉森（Hansen 1995: 302-303）都指出，古希腊经常因边界争端而爆发战争。
【15】 关于城邦和乡村之间的差异，见宾特利夫（Bintliff 1982: 106-111）。巴克提到一些附属的定居点缩减为“边民”（perioecic）阶层。（Buck 1979: 100）有关古风时代城邦等级社群的出现，参见Qviller 1981；Donlan 1989: 26-28；Morris 1991: 40-43；Runciman 1982: 364-371。
“边民”（perioecic, Περίοικος）又译“皮里阿西”，是斯巴达的一种非公民阶层，意思是“周边的居民”，他们是半自由民，可以在城邦内外自由往来，不像黑劳士（helots）那样人身自由受限，但也没有公民身份。——译注
【16】 “社群间集团”是约翰逊和厄尔提出一类概念，在社群之间，每个社群的头领（Big Man）有时会代表自己的社群参与社群间政治经济问题的协商，这种松散的社群联合就叫“社群间集团”。参见Gold, Debra L., The Bioarchaeology Of Virginia Burial Mounds, University Alabama Press, 2004, p.68。——译注
【17】参见佩尔图西（Pertusi）1955: 631，bis 1=亚里士多德（FHG. 115c），普鲁塔克《道德论丛》fr.82。在我看来，καὶ τότε这个短语需要探讨一番。我们必须把它理解为“在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的意思，这意味着作者至少知道阿斯克拉有两个时期是无人居住的。泡赛尼阿斯与普鲁塔克生活的时代接近，他证实，在普鲁塔克的时代阿斯克拉确实是被遗弃的。（《希腊志》: 9.29.2）而这也得到了布拉德福德（Bradford）/剑桥研究结果的支持。如果理解为属格（genitive），即忒斯庇亚人杀死了阿斯克拉居民，奥克美诺斯庇护了难民，那么就说明了τότε指的是阿斯克拉人的撤离时间，根据这一点，阿斯克拉人必须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之前撤离。也就是说，阿斯克拉无人居住的两个时期是泡赛尼阿斯的时代，以及忒斯庇亚占领它之后的某个较早时期。从布拉德福德/剑桥研究的结果来看，阿斯克拉不可能在早期被遗弃之后又被遗弃了很长一段时间：参见Snodgrass 1985: 90，特别是第94页；Bintliff and Snodgrass 1985: 139-140、146-147；Pritchett 1985: 161-162. 古罗马的斯特拉波（Strabo, 9.2.25）认为，阿斯克拉在忒斯庇亚的境内。
【18】Snodgrass 1985: 94; Buck 1979: 97-99; Schachter 1989: 80。沙赫特（Schachter）提出，奥克美诺斯人和忒拜人之间的冲突在前650到500年之间，这虽然不符合我的假说，但是仍有可接受性。普利切特（Pritchett 1985: 156-165）认为，在忒萨利人（Thessalians）入侵期间，忒斯庇亚人撤退的据点塞利苏斯（Ceressus）是阿斯克拉的另一个名字。如果普利切特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阿斯克拉在这次入侵之前就已经被忒斯庇亚控制了，巴克认为控制阿斯克拉的时间在前571到前486年，他认为具体时间应在前520年（Buck 1979: 107-112）。宾特利夫认为，阿斯克拉在前8世纪就被忒斯庇亚占据了，尽管我推断他的依据还是来自赫西俄德的《劳作与时日》（Bintliff 1994: 220）。在进入古典时期之前，忒斯庇亚应该不会因为对土地的渴求而攻击阿斯克拉，参见斯诺德格拉斯（Snodgrass 1987: 89, 57），宾特利夫和斯诺格拉斯（Bintliff and Snodgrass 1989: 28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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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比较文学》第五辑
华夏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往 辑 文 章
编辑 周琳玥
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所
http://bjs.blcu.edu.cn/